与人民币升值赛跑

作者：来源：日期：2012-9-12 10:31:46 人气：标签：

自2005年开始，人民币升值就被国人寄予了太多期望：解决流动性泛滥；解决国际收支平衡；解决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倾向；解决中国与美国及欧盟的贸易摩擦……甚至近期，随着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的飙升，人民币升值在某种程度上又被赋予了抑制资产泡沫的新使命。

人民币升值愿景“泡汤”
这种思维，在中国官方更有着独到的影响力。1月中旬，商务部就曾经在其官方网站挂出其智库的一个研究报告，称“到2007年底前，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有可能达到9%至10%”，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人民币升值的追捧呼之欲出。
遗憾的是，这两年人民币累积升值虽已达5%的幅度，流动性过度泛滥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去年新增的3.16万亿元货币供应量中，有近2/3是为对冲流动性过剩而被动发出；2006年贸易顺差增长了74%，国际收支失衡继续。此外，对国内过度投资的抑制更多的来自官方力量，人民币升值似乎并没有“显山露水”；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仍呈持续上升态势。
显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与其原先被寄予的愿景相比可谓“谬以千里”。

收入分配阻遏内需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尤其是贸易顺差在上述问题中居于了主导地位。而这种项差的根源又在于中国目前高储蓄下的消费投资失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储蓄下的消费投资失衡就成了上述问题的“罪魁祸首”，人民币升值似乎只是“替罪羔羊”。
表面上来看，目前中国的储蓄确实数目惊人，即使除掉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外，居民的储蓄仍高达16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在这个储蓄分配中，基本上是20%的人占据着80%的储蓄，这种储蓄结构，决定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理念短期内不可能产生质变。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透露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消费趋势：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高储蓄”这个理由“不太靠谱”，另一组数据则更加引人深思，根据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7%，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4%，低于GDP增长幅度0.3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低于GDP增幅3.3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透露，2006年，中国入库税款增长21.9%，比GDP增幅高11.2个百分点；另据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比GDP增幅高出9个百分点。
上述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说明了什么？很明显，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幅远远高于GDP，而居民收入却低于GDP增幅。而且在这样一种分配格局下，中国居民还负担着巨额的养老、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中国想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可谓“知易行难”。

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滞后
此外，仅以项目投资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为例就可轻易发现上述数据中所蕴含的“玄机”。众所周知，中国近年来的房地产投资领域频频“过热”，价格飙升甚至带动了钢材、水泥等一系列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追本溯源，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现实存在，以及《土地承包法》与《土地管理法》不配套导致的土地法规的二元化，给地方政府超低价拿地和招商提供了便利，结果造成土地价格被低估、农民被盘剥。自1994年中央政府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一些财源由此转移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却几乎丝毫未变。在政绩考核及GDP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只得千方百计地扩大收入，土地批租因而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性手段廉价征用农村土地，转手再以垄断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和用地单位，从而攫取了大量的土地资本增值收益。在某些市县，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35％，有的甚至高达60％。
此种方法被地方各级政府运用的“炉火纯青”，导致居民收入在土地方面的相应锐减，进而形成的消费投资的失衡。
显然，与人民币升值幅度相比，目前相对滞后的囊括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的生产要素方面的价格改革就最终成了降低国人预期的“元凶”。

力促“龟兔赛跑”
应当承认，近年来，中国在生产要素改革方面确实花费了不少力气。以2005年10月底，国家发改委主办“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为标志，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在中国此后拉开帷幕。去年，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了天然气出厂价格，并实行了新的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紧接着，发改委又取消了电煤价格临时性干预措施，电煤价格走向企业自主。此后，成品油价格的改革、农民工的最低工资规定也随即展开。
然而，在上述要素价格改革思路渐趋明晰的同时，关于土地价格应否及怎样充分“市场化”的争议在中国政府决策层中尚未达成统一。颇有意味的是，各方对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的负面看法却“心知肚明”——这方面的漏洞早就被各级政府“吃透”。折衷之下，国土资源部去年出台的土地定价政策是，要建立协议出让土地的公示制度、年内统一公布各地的最低价标准、禁止非法压低地价招商引资。但这种限于操作层面的改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三大要素的价格改革中，土地价格改革似乎正被“反复验证”，以利率和汇率形式体现出来的资金价格改革正“丫丫学步”，劳动力价格的改革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长期以往，中国的经济增长必将受到牵连，对人民币升值所寄予的期望将永远成为空想。
尤其是，一旦人民币升值幅度远远领先于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幅度，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将不得不停滞。否则，这两者“撞车”的结果导致的将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通胀，这一结果的危害显然不言而喻。
但愿目前的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能发挥“龟兔赛跑”的精神——尽管目前它与日渐升值的人民币相比似乎更像是一头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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