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1年，华立员工在公司门口讨说法（图片为职工提供） 本报记者 杨轩 邓国亮 华立集团改制疑云调查（之一） ---职工称:10年后才领到本该在2000年就应按程序发放的工龄置换等补偿金 华立集团“摊上大事了”？ “汪力成当初原始入股资金只有60万元，现在身价至少都有几十亿。企业改制有十几年了，怎么最后都成了他的私人财产呢？”在华立集团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职工王秀芳（化名）说，在1999年5月，浙江华立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华立职工持股协会持股2810.71万元，占93.69%）变更为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当时由华立职工持股协会（于1995年成立）持股3510万元，占50.14%的股权。 王秀芳颇为疑惑。她说：“改制的时候，汪力成当时任公司董事长，他上千万原始入股资金不清不楚，我们都是街坊邻居，都很清楚他的家底，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至于其它资金来源，他又解释不清，拿不出证据。” 王秀芳透露，去年6月，她与部分职工曾联名向杭州市余杭区经侦大队报案，举报汪力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涉嫌侵占职工股权，以及造成集体资产去向不明而侵害职工利益的事情，请求公安部门能立案调查。“但公安部门口头回复说还不能立案，还需要调查。” “企业职工安置补偿方案从改制启动那年开始，拖拖拉拉好多年才对外公布。”王秀芳说，职工的安置补偿方案包括2000年10月之前工龄置换补偿金，2000年10月之后经济补偿金，加上1983年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专项补偿金。 “即便这样，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在1975年前进厂的老职工才享受到每年2千元至1万元不等的‘恩惠’,而大部分职工未得到一分半文。”职工董威莲（化名）也告诉记者，她们部分职工都在1980年之前就已经进入华立集团工作(其前身为余杭仪表厂)。“而有些职工都是带着自家的承包土地招进厂里，相当于是原始出资。” 公开资料显示，华立集团的前身为杭州余杭仪表厂，创立于1970年9月28日。公司产业领域涉及医药、仪表及电力自动化、生物质燃料、新材料、国际电力工程及贸易、海外资源型农业等产业,已成为一家以医药为核心主业、多元化投资发展的企业集团。华立位列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从2005年开始，华立集团的总资产与年营业收入双双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目前，华立集团控股了昆明制药（600422）、武汉健民（600976）、华智控股（000607）共3家A股上市公司,参股开创国际（600097）这家A股上市公司。该集团掌门、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被业内誉为“洗壳高手”，甚至一度控制着两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而今，这样的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因十多年前的改制原因，遭遇到老员工多重指责和质疑。尽管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组成了华立集团工作调查组，就华立集团改制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出具了《关于华立集团改制及相关问题的调查报告》，但是并没有获得员工的认可。 如今，在1994年就有9430万元注册资金的华立集团，发展到目前拥有百亿资产的集团公司，见证企业辉煌的职工们却品味不到这“辉煌成果”的滋味，留下的只有心酸。 迄今为止，王秀芳与部分老职工仍然不断地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和举报，但收效甚微。在他们的眼里，维权抗争，看似扑朔迷离，却又据理力争。几年过去，这场非对称博弈的“拉锯战”，层层雾霭依旧没有散去。 多处被质疑涉假 图： 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职工举报的回复 “企业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妇女，文化程度也都不高，因此，集体资产去向不明、帐目不清。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的员工都一直被蒙在鼓里。公司领导甚至把企业当成安排个人关系、捞取个人利益的‘自留地’。”张菊（化名）告诉记者，目前她已经从华立集团退休。她说，早在2000年，当时公司领导就利用非公开化书面决议的形式，顺利地将华立仪表这家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无形资产无偿占有，并涉嫌以资金体外流转等方式成立其他企业，频繁变更。 据张菊透露，华立集团在1999年5月20日成立“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时（以汪力成等129个骨干人员持股），并由华立职工持股协会出资3510万元作为华立职工投资款。随后，在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把集体资产量化到129人的头上。 “汪力成曾回复我们说，这些钱都奖励给了129个持股的‘骨干’。我们觉得可笑，他们拿着公司员工的血汗钱，就私下奖励他们这些所谓的公司骨干，凭什么？”张菊说。 据杭州华立职工持股协会1999年工作总结显示，截至1999年12月底，华立职工持股协会总资产达15157.10万元，净资产为10991.11万元。2000年，华立职工持股协会所持有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510万元股本被转让给自然人李以勤，总价3510万元。同年，持股协会持有的华立集团有限公司88%的股权转让给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款6872.8万元。 “我们现在不知道公司集体股权变卖后的现金资产去向。”张菊说，她曾经和其他老员工一起找过公司的领导，但是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而在改制过程中，股权变更频繁，出现不少蹊跷的地方。 另一员工刘欣（化名）给记者提供了改制过程中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这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都涉及到了华立集团董事局的另一董事李以勤。 第一份是2000年9月27日，杭州华立职工持股协会与李以勤签订的351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是从其身份证号码位数来看，2000年还是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即号码为15位，而协议上李以勤填写的却是18位，是二代身份证号。而余杭区第二代身份证发放却始于2005年3月23日。2000年的协议用上了2005年的身份证，“这又该怎么解释？为什么不直接用当时一代的身份证号，有什么不方便和顾虑?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这份协议到底是什么时间签的，什么情况下签的？”刘欣说，她认为这份协议存在造假的嫌疑。 第二份则是2001年12月12日，杭州余杭城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李以勤签订的1400万元的《股权转让合同》（即12%的国有股份），该合同约定受让人分别为：孙水坤、俞自立、王文忠、沈水林，每人出资350万元分别受让12%国有股份中的3%。 “但是从合同上发现，签名的却只有李以勤一人。”一位知情职工向记者透露，上述当事人中的沈水林曾对他人说过，当初他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签过字的，但是现在股份并没有在他那里，至于给了谁，并不方便透露。 “难道上述另外3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没有签字？这是为什么？并不是我们故意找茬，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又如此蹊跷，但是又没有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刘欣认为，公司领导在改制的时候，若没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就应该给职工一个明确的解析，何必总是找理由搪塞？ 2011年8月3日，余杭区政府组成了华立集团工作调查组，就华立集团改制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出具了《关于华立集团改制及相关问题的调查报告》（以下称调查报告）。 但是，刘欣她们并没有认可这次调查。刘欣认为，由于利益瓜葛，仅仅余杭区这一级别的政府部门来进行调查无法撇清其中的利害关系，而参与调查的几大部门中居然还有像社区街道办这样的基层单位，这样来看，所谓的调查明显缺乏权威性和可信度。“而且这一调查报告也没有对上述的疑点作出澄清。” 她告诉记者，当初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并没有任何部门的盖章，她们拿着调查报告去找当时参与调查的当事部门，对方也拒绝在上面盖上公章。 记者也了解到，华立集团内部有一份盖了章的调查报告。3月7日，记者在华立集团采访时发现，该公司提供的这份已“盖章”的调查报告跟职工提供的没有盖章的调查报告，除了最后落款的名称不同外，其他地方却一字不差。 谁的原始出资？
图：职工在1994年入股的持股证 华立集团曾经被誉为产权改革的经典。 然而华立集团改制最大的悬疑,源于其在改制过程中存在集体资产流失行为，将华立职工持股协会的几千万元资金无偿量化给个人，以及整个集体资产的去向不明，账务不清。 资料显示，浙江华立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法定代表人为俞自力,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当时，杭州华立职工持股协会持股2810.71万元，占93.69%。而汪力成、俞自力、李以勤、王文忠、王金坤分别持股60.29 万元 、46万元、46万元、21万元、16万元，共占6.31%。 据举报者提供的材料中显示，在1994年间，华立集团的经营状况出现困难，竞争激烈。公司要求近千名员工集资入股（每人2千元到6万元不等）。员工东借西借，凑足股金上缴。 从1998年开始，华立集团酝酿进行第二次产权制度改革。“然而在改制中，以员工不退股就要被下岗、被辞退的理由和借口，强行将每个员工的股金退还。”老员工董威莲透露，她当时不愿意退股也不肯签字，公司领导就叫上人深夜去她家里“吓唬”，做她的“思想工作”。 1999年5月，华立集团开始清退职工持股协会中的自然人入股资金，仅保留集体股份。与此同时，职工持股协会以及129名企业骨干员工以自然人身份合资成立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7000万元，总股本为7000万股，其中持股协会占50.14%,129名自然人共占49.86%。 据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10月13日在当地工商局变更登记的资料显示，公司注册资本增资为13500万元，杭州华立职工持股协会拥有的控股公司50.14%的3510万股以1:1的价格转让给李以勤，总价3510万元。汪力成持3945万股占总股本的29.22%，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李以勤为第二大股东。 同时，持股协会所持华立集团88%的股权转让给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自此，华立集团第二次改制结束，由集体企业摇身一变成为民营企业。 但是，华立集团的一位老职工告诉记者，对集体资产的处置，在1998年至2000年的改制过程中，华立集团从未召开过职工代表大会。“当年很多人都不知道改制，甚至在清退自然人股权时，都不知退到自己手中的是什么钱。” “怎么改制，我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召开过职工代表大会，他们每次都拿着公司自己办的华立内部报纸解释，说什么时候曾经在这报纸上公示过。”张菊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华立集团老员工，他们均称当年企业改制时没开过职代会。 根据张菊提供的材料，改制启动时，汪力成曾出资入股上千万元，经过“滚雪球”式发展，2005年时，《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汪力成以个人资产8亿元人民币排第246位。据悉，目前其身家已经达到数十亿之巨。 “我们跟汪力成家太熟了，他有多少家底，大伙都清楚，不可能拿得出上千万元的资金。现在我们想知道，他的这笔钱怎么来的？如果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是否可以提供证据？”王秀芳说，汪力成到底是实实在在出资了？还是虚假出资，偷梁换柱？“我们都要弄清楚，总不能挪用企业的钱做自己的私人出资吧。” 王秀芳甚至怀疑，其获得的汪力成出资的银行票证都涉嫌造假。而另一位知情的律师则在电话里分析，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原始出资这一块的水分极大，但是否属于虚假出资还必须通过证据和事实来说话。 华立回复 对于上述部分员工的种种指责和质疑，1月28日，记者曾辗转联系到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求证。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们有1万多员工，不是小企业，做任何事情不可能随随便便，既然这些人认为我们有违法违规的事情，可以去政府部门告，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这是公司的职工想‘讹诈’，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企业养活一直到现在的人。”汪力成说，这一部分职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私人渠道，利用媒体给他们施加压力，最后跟他们谈判，提出无理要求，再向公司提出“讹诈”的要求。 同时，汪力成在电话中声称，关于采访华立集团改制的问题，他告诉记者：“你是第N个媒体了”。 但对于这样的说法和态度，王秀芳等老员工却坚决予以驳斥。 “2000年改制后，大部分员工都被蒙在鼓里，并不清楚企业已经改制，而是都被强行要求‘内退’回家。十年后，当部分员工得知企业已改制并与企业领导谈判无果后，聘请了律师，并从省工商局调出了关于华立集团改制的全部资料，律师从资料中看出华立的集体资产大部分已被侵吞，我们才一次又一次的上访省、市等相关部门，请求解决问题。”王秀芳这样告诉记者 。 “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怎么是无理取闹和讹诈呢？”王秀芳认为，华立集团就是当时从余杭仪表厂走过来的一个整体集团，“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汪力成等人在整个集团下面注册的一个公司，也就是说，“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独立核算的公司，它动用了华立集团的资金对外投资，但其结果就是本该属于集体资产却被私人占有了。 2月22日，记者再次向华立集团发出采访函求证相关事宜，华立集团并未就上述问题作出正面回复，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28日，记者再次将稿件传真至华立集团核实，仍未收到该公司一份确凿有力的材料证据和回函。 3月2日，记者收到一封由“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吴炜刚律师发来的《律师函》，该函除了对稿件所反映事实的两处文字作出简单否认的表述外，并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证据材料。如该函回复：“文中多处提及华立老员工称当年改制时从未召开过职代会，但事实是改制过程中任何一个需要职代会讨论的事情均有职代会决议文件，也有文字和录像的记录证明召开过职代会。” 随后，这位接受华立集团委托的吴炜刚律师在电话里向记者解释，他是华立集团的法律顾问，但其任职还只有3年的时间，很多证据材料都在公司档案里，他自己也拿不出。“能不能提供，我也不知道，如果公司同意给材料，我就给你材料。” 3月7日，记者来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的华立集团办公大楼，见到了该公司的法律顾问吴炜刚律师和孔筱蓉女士。她们以代表华立公司的身份接受采访时，称2001年成立的华立员工保障协会（即华立职工持股协会）注册资本为4002万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其银行存款为3431.99万元。吴律师并声称，这些钱目前都不存在，“都奖励了公司的骨干员工”。随后，吴律师提供了一份没有标明日期但里面写着汪力成等129名持股人的名单，当记者提出名单上为什么没有标明日期和奖励骨干员工的方案细则以及相关部门的批复等文件时，吴炜刚律师并没有正面回答，其名单的复印件资料也不肯提供。 同时，对于职工反映有关股权量化没有任何公示流程，以及公司改制时从未召开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方面的说法，吴律师与孔女士并未提供出像其宣称的有文字和录像会议的记录材料，而只是笼统地“一概否认”。除其提供的一份由50名职工签名的《杭州华立职工持股协会二届三次会议代表大会决议》，把“持股协会会议”当作成“职工代表大会”外，还出示了一份落款日期为1999年1月18日却没有任何决议事项的《华立集团有限公司会议签到单》，也辩称其为华立集团每年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确凿证据”。 记者从王秀芳提供的两份从省工商局档案里调出的资料中发现：在日期分别为2000年10月29日、10月3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华立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文件中，其“浙江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日期仅相隔一天，但出现两个不同姓名的人，一份是“李以勤”，另一份则是“汪力成”。 对于上述只有“李以勤一个人签名”的问题以及法定代表人签名不是同一个人的说法，吴律师仅以“也许有授权委托书”予以回复，并以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为由而“沉默”。当记者提出要求采访华立集团的董事李以勤等当事人时，代表公司接受采访的孔女士以其“退休”和接受采访属于“个人隐私”为由拒绝联系。 7日下午，记者又来到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了解情况。据了解，2011年8月3日，当时由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等9部门联合成立了“华立集团工作调查组”，该局一位吴主任也参与了对华立集团的调查工作。但在记者向这位吴主任提出采访要求时，该局办公室的钟主任以吴主任因事出差无法接受采访为由拒绝。 “如果职工的股权利益和血汗钱不是被他们多年侵吞，2011年又怎么会向员工补偿2000年时就该按程序下发的工龄置换补偿金呢？其实汪力成也承认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王秀芳说，《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工龄置换及补偿实施办法》早就该在2000年给公布出来，但是直到2011年才出台公布，说明改制时大部分职工都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位法律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集体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无法回避企业产权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益平衡。这两个方面恰恰出现许多碰撞，一系列的产权纠纷再次唤起全社会对集体企业财产权和成员权的关注。为妥善解决集体企业改制中的产权纠纷，不但要了解产权纠纷的制度原因及争议的焦点，更要明晰产权，保障集体成员权利，维护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保障集体企业职工的监督权，确立集体企业负责人的诚信义务。”
截止发稿时，华立集团并未对采访函所提及的问题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对于事件的进展，本报记者将继续予以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