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有效解决了超大国家的治理难题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鞍钢：治理中国遇到很大的挑战在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面对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问题时，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超级国家机构，同时还要保证超级机构内部能够做到相互协调。 中国特色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等5大机制有效解决了超级国家机构的协调问题。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中，就能看到集体领导制度的优势所在。 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国，中国是受影响国，发生国应该对危机的政策反应速度最快，受影响国则会滞后，但中国在所有大国中第一个做出应对决策。而此时，全世界都在等美国换总统，一直到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年6月，奥巴马才提出解决方案，但国会又开始一系列的否决，美国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 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竞争，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制度的优势就体现在谁能有效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就对政治制度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考验：第一，能不能形成决策共识；第二，能不能迅速做出决策；第三，能不能有效实施；第四，能不能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管和跟踪。200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全世界都在负增长，只有中国保持了9.7%的正增长，当年创造就业超过1100万，最后还是中国带动全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是一个古老的现代国家，立宪已有180多年的时间，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制宪家怎么可能预见到今天一个70亿人口、2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框架，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前，在没有中国创新之前，没有国家和制度能够超越它，苏联也不行。但现在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创新，它的优势就不再凸显。不过只有非常了解中国的美国政府官员和专家才晓得“中国制度优势”。 客观地说，不只是这次金融危机，我们通过长期分析中美之间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的追赶系数，以美国为100%，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在过去60年，在不断接近美国，1950年中国GDP（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7%，1957年相当于22%，提高了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相当成功的，随后经过几次运动，到了1978年只有23%，但到2008年已经达到94%。 我的观点就是中国能够追赶上美国，就说明中国的制度比美国制度有优势，追赶不上，你的制度就不及美国。这样一事实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讲到花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追赶上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今天是我们在验证毛泽东的伟大预言。 西方有民主制没集中制，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已经超越西方 凤凰网资讯：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四年一次的普选制度在释放政治压力与限制政府权力扩张方面具有优越性。中国也面临社会稳定与权力制衡的问题，在这些方面，集体领导制度的优势如何体现？ 胡鞍钢：我们认识美国体制，一定要知道美国精英怎么想的。布热津斯基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就是党派色彩浓厚的政治体制。因此像奥巴马这样一个提倡共识的总统，也发现无论是与共和党人，还是与民主党人，在预算、医疗保险等问题上取得一致越来越困难。像福山这样的政治学者就表示，越来越了解中国，也就会越来越多地抨击美国的否决体制。 所以说，不管你是四年减压也好还是选举也好，每四年，他们都要经历一次政党分裂、国家分裂、社会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选举政治，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存在赢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形成周期性的“美国政治分裂”。 美国的选举政治是一个富人竞赛的过程，如同一场政治拍卖，谁价钱高谁就取胜，事实证明，奥巴马出价就是要比罗姆尼要高。 所谓美国选举制度在缓解政治、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实际上是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主义空间。比如小布什在任期间打了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制造并出口一场国际金融危机，留下了无数后遗症，摧毁了几百万的就业岗位，但他本人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最后只是退位了。我将这种体制安排比喻为“在我身后，管他洪水滔天”。 这一点连美国学者也感到非常悲哀，他们唯一的辩解只是我们建国之父不是这么考虑的，不是这么设计的，后人没有做好，美国民主制度退化。仅此而已。最终的代价还是要由美国人民、美国社会来承担，更不要说外溢到全世界的各种代价。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胡鞍钢：我觉得中国现在不是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问题是怎么搞？搞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未来体制改革涉及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就是要继续确保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我称之为“三化”，即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国家就会乱。现在看来，基本实现了“三化”。 第二是要继续解决好领导人的创新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后来的领导人又陆续提出了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科学发展等等思想理念，这说明他们不仅肯于学习，还善于创新，通过学习转化出创新理念。他们的观念创新带动了全党的创新，继而也带动了全国的创新。 第三，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强化集体领导体制中的核心体制，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是无政府主义，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是专制主义。西方有民主制没有集中制，所以出现了美国“否决体制”现象，总统提案，国会否决；民主党提案，共和党否决；共和党提案，民主党否决：诚如2012年奥巴马在总统国情咨文中所言，“华盛顿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本身就已经超越了西方。无论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还是医疗体制改革，在两个方面中美都有了不同的表现，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 我1991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1992年克林顿上台做的第一件大事就让希拉里·克林顿组成一个庞大的专家队研究医改，这个团队里囊括了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但十几年后没有做成任何事，轮到奥巴马，仍然拖了好几年。但反观中国，一旦做出决策，在几年之间就构建了世界最庞大的医保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认识它的政治制度。中国学者对此的认识，我有两句话来形容，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想作为一个创新者，试一试、探探路，这也是我和王绍光老师持续20多年一直在做的事。这本是一个广阔的学术天地，但很可惜，至今仍有很多学者仅仅把外国的理论照搬过来，仍然是“传声筒”，仍然是“鹦鹉学舌”，仍然是“言必称希腊”。但仅仅做“传声筒”，是不可能了解美国，更不可能了解中国的。 我认为，集体领导体制还需要不断的进一步完善，而我们也看到了党中央它确实是在不断努力完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可以选择做建设者、检验者，也可以选择做批判者，但批判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改变、进步。我觉得批判、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建设一个新的不那么容易，这个基本的过程和规律是不变的。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进行专业的研究、深入的调查、在国际范围内比较。一种思想可能还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成熟。 我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派继承了邓小平的风格 凤凰网资讯：您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胡鞍钢：一个主义、一个主张、一个观点在中国适应不适应，要取决于三个检验，即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和西方灵光的东西，在中国是不灵光的；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不灵光的东西，在中国却很灵光。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检验”来检验，而不是用什么主义、什么理论来检验。 新自由主义本身在西方都不是主流派，可能在美国多一点，在欧洲就少一点，它只是西方几个主要思潮中的一个，如果把它拿到中国作为治理模式，就有问题了。我更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做的打造中国对外开放升级版，就是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服务、自由出入境。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贸易体，马上就变成第一大贸易体，中国不谈自由贸易，谁谈自由贸易；不久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或第一大对外投资国，中国不推动投资自由化，谁谈投资自由化；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不推动经济全球化，谁推动经济全球化。 几天前《华尔街日报》还给我封了个称号，叫新左派领袖人物经济学家胡鞍钢，但我们既不是这个派也不是那个派，我就是实事求是派，这是邓小平的风格，我们继承了这个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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