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成本的最低化与利润的最大化，是一切经济人的理性行为，沃尔玛当然也不例外。问题是如何避免这样的经济规律导致“血汗工厂”？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中取得一种平衡？这的确是值得社会关注与思考的问题。显然，要让企业不按经济竞争规律行事是不现实的，但社会完全可以把自由的经济竞争纳入一定的法律轨道，制定必要的规则予以限制，以使经济在保持活力的同时，不至于过分弱肉强食，赢者通吃。 2月初，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等机构发表了一份报告，指责沃尔玛在中国的两家供货商——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合艺电子塑胶厂和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秦氏手袋厂违反劳工标准，存在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最低工资、非法强迫工人加班等情形：工人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每周规定工作7天，每周最长的工作时间达到130小时。但是，工人月收入不到600元人民币。 随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了其记者到合艺厂实地调查的报道，文章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沃尔玛的利润正是建立在这些“血汗工厂”对劳工的压榨之上。是中国工人们在为沃尔玛的“天天低价”买单！ 其实，沃尔玛不是合艺厂的最大客户，但沃尔玛却受到了普遍的谴责。此前已有评论指出，在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改善劳工福利方面，工人没有发言权，工厂主没有动力，而当地政府为了不致触怒投资者，很难向企业较真。因此，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将压力施加到了跨国公司身上，认为它们更有条件迫使供货商们对工人们更好一点。 沃尔玛的诱惑 2002年沃尔玛在中国采购了120亿美元的商品，2003年采购150亿美元，且在今后每年会保持约20%的增长，“如果沃尔玛是一个国家，它就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国，甚至超过了德国和英国。”在北美沃尔玛巨大的方形盒子卖场里，到处摆放的是Made in China的商品。中国已经成为沃尔玛全球采购的重要基地，仅直接向沃尔玛供货的工厂就超过5400家，还不算数量更为庞大的间接供应商。 沃尔玛的经营理念就是“低价、低价、再低价”，寻找提供最低廉进价的供货商，把生产商的利润压到最低是它的宗旨，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所在。曾经只在美国国内采购的沃尔玛，近十多年来不断在海外寻求价格更低的供货商，以使其全球数千家商店在保持“天天低价”的同时还能获取丰厚的利润。 在中国南部，沃尔玛发现了保持“天天平价”所需要的所有条件。虽然人力成本比孟加拉要高，但中国有其他低劳工成本国家所没有的优势：低价的原材料、现代化的工厂、高速公路和港口，稳定的货币和政治局面，宽松的政策和地方政府争相提供的优惠条件。 而中国显然更需要沃尔玛。中国迫切希望成为“世界工厂”，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换取更多的外汇来进口高技术设备及国内日渐稀缺的矿产资源。象沃尔玛这样的巨型跨国零售商，有能力帮助中国达到这一目的。 对于国内大量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来说，它们并没有国际营销能力，只能借助于沃尔玛之类的渠道，虽然沃尔玛在价格方面的苛刻令人难以忍受。在谈判桌上，沃尔玛的采购员们会用袜子需要多少纱线、纱线的制作成本来推算供应商的成本，所以价格压得很低。供应商常常抱怨“我们被压榨得没有一点利润”。 相信沃尔玛能为其他国际销售渠道接纳其产品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事实上确实也有一小部分企业达到了这一目的。 袜业第一品牌浪莎则代表了另一种典型目标，“拓展海外渠道是我们目前的战略。我们想要把品牌短时间内辐射到全球，市场费用会非常高。但是沃尔玛全球4700家店，能很容易解决这个大难题。” 大企业寄望于通过在沃尔玛产生的制造（代工或者OEM）份额，逐步向全球品牌商发展，虽然这事实上难于登天。 沃尔玛该承担什么责任 合艺厂的管理人员曾向《凤凰周刊》解释，沃尔玛如果发现同类厂家供货比他们便宜，哪怕只有几分钱的价差，也会立即转移订单。因此厂方不得不采用各种方法压低工资成本。 有专家指出，沃尔玛在1万多家供货商中竞价采购，使得供应商利润空间不断降低，只能以不断降低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手段。这尤其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因为劳动力成本在商品成本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这些工厂多半都是独立经营的小型工厂，沃尔玛的一个订单就足以让他们运转一年。但残酷的是，只有价格最低廉者才能生存下来。而这种对利润和成本的极端压榨，正从向沃尔玛屈服的小型制造商那里，传递给更多的沉默的劳动者。” 按照这种逻辑来看，生产工人受压榨的源头的确来自沃尔玛。 但这样的追根溯源并不具备太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沃尔玛只是一家企业而已，追逐利益是它的天性，寻求出价更低的供应商以赢取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是每个企业的本能，其他跨国连锁零售巨头如家乐福等在采购时也必然是以低价为重要的选择标准的，即便是国内的连锁超市，在与供应商谈判时也是处于优势地位。在这一点上苛求沃尔玛似乎不太理智。 其实，这些供应商能够报出那么低廉的价格，可能早在与沃尔玛合作之前就存在非法用工行为。况且，没有沃尔玛的压价，资本家就一定会对工人仁慈一点吗？ 将罪过归咎于沃尔玛是容易的，但事实是，投资方分别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两家供应商未按照内地的《劳动法》来对待工人而非沃尔玛，沃尔玛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是真正应该受到谴责和处罚的却应该是这两家企业。供应商非法用工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劳动法》受到监督与惩罚，而不是出于一种难以界定与无法追究的道德谴责。 不幸的是，在许多地区，《劳动法》早就如贴在墙上的标语，只是用来看的。在大量的劳工密集型企业中，能够真正遵守《劳动法》的廖廖无几，与此相对应，不遵守《劳动法》而受处罚也是廖廖无几。 近年来，类似于合艺厂这样的“血汗工厂”正在被不断揭露出来。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劳工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健康、生命和人权都没有保障，工资极低，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大，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保险。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广东省的外资企业所作的调查，有1/4的员工不能按月领取工资；50%的工人被迫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62%的工人一周工作7天；1/5的人经常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骚扰；半数以上的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其实外资企业还是情况较好的一部分，更低端的大量工厂还在压榨和剥夺更大量的工人。显然，这些并非都与沃尔玛有关。 主管部门应有所作为 之所以出现大面积违反劳动法规的现象，除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者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外，最主要是与主管部门的站位有关系。以前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是GDP，而投资和GDP密切相关，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吸引投资，各地争相出台优惠条件吸引投资，对于劳工保护出现的问题，政府不但不能理直气壮地管，反而因怕企业撤资而帮助资方压制劳方。 没有限制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家的本质，一旦这个本质开始与社会公平产生冲突的时候，通常冲突激化以后是由政府来解决激化的后果，并制订相应的公平性法则，因此，协调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公平性之间矛盾的关键是政府角色。社会和政府不应该依赖资本家的良心发现而自我约束，更不可能依靠消费者统一起来为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争取公道，只有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才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获得适当的公平性环境，使社会能够协调发展。 如果听任企业主继续压榨劳工，不仅会激化劳资矛盾，也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以及政府孜孜以求的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也必定使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难以实现。 这次“沃尔玛中国劳工事件”很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当地政府部门把涉及的供应商当作“反面典型”处以重罚或者干脆关闭了事，就算它们不被关掉，沃尔玛也很可能为了避免公关麻烦而终止与它们的合作关系。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国内加工企业与沃尔玛这类商业巨头在价格上的谈判能力也非常低。海尔的张瑞敏曾经忧心忡忡地谈到，最让他担心的不是那些高科技的公司，也不是那些老牌制造企业，而是一个能够把触角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销售企业——沃尔玛。 当一个国家居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时候，对沃尔玛的恐惧和争议就不会停止。只有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去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上述问题的解决才能出现曙光。 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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