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入世三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三年累计增长25%；外贸总额三年翻一番，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投资热土，过去三年，每年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都超过500亿美元，2004年更是首次突破600亿美元。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50多家在华投资。在入世三周年到来之前，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猜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表现，给中国打了一个高分。 一连串的数字让人欣喜，令人振奋。当我们对索尼的电视，可口可乐的饮料，耐克的球鞋，别克的汽车习以为常的时候，你会发现WTO已经不知不觉间渗入到国人日常的生活和视野中。三年过去了，当中国在WTO的快速道上渐行渐远之时，我们又站到了另一个更高的起跑线上——“WTO后过渡期”的来临。回首逝去的三年，入世给国人带来了惊奇和欣喜，也给开放的中国带来许多值得回味的冲击和影响。 “政府入世”： 曲折而积极的历程 龙永图认为，中国入世时做出了两个基本承诺：一是遵守国际规则；二是进一步开放市场。入世三年来，“政府入世”使中国出色的完成了这两个承诺，并树立起一个开放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人说，中国加入WTO，很大程度是"政府入世"。这话不假，因为入世三年来，政府职能转换之巨大、之迅速，还是有许多事情可以佐证的。中央政府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针对管理部门向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相对滞后，各级政府和企业运用WTO规则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还普遍较差的新情况，重新组建商务部，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保障对应措施的顺利执行。各地省市政府在大力培训干部的同时，还设立各种世界贸易组织事务中心和机构。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一条一条地履行入世具体承诺的同时，正如一位外国记者所说，还非常聪明地“利用”了入世这个手段，来促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中国入世所承诺的开放项目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做的东西，而且一经入世，这些东西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自主做出的决定，同时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达成的一个不可更改的协议，这些承诺是具有刚性的。中国政府聪明地借用了“入世承诺”这个外部压力，在一步步地履行开放承诺的同时，大力推动自身改革，比如，健全各项法律法规、精简机构、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等等。 其中，政府透明度的大幅提高，国人知情权的不断延伸，是“政府入世”一大亮点。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法律体制不透明，特别是成千上万所谓的“内部文件”，让老百姓觉得政府行为高不可测。而加入WTO，中国政府承诺解决“内部文件”问题，从而打开了公开、透明地了解政府工作的大门。随后，透明度原则、公开性原则又被引申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于是，“政务公开”、“阳光政策、阳光政务”等字眼出现了。而且，该原则更被运用到社会领域。比如，2003年SARS之疫中谈得最多的就是透明度问题，老百姓的知情权问题。 当然，在对“政府入世”普遍叫好的同时，国人应该清醒的看到，在“WTO后过渡期”，中国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显眼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入世”。如地方干部对国际规则和惯例的了解、政绩考核体系和政府制度安排的变革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赵晋平认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存在政令不统一，中央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制定的政策，囿于地方利益和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在地方上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他说，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是，美国和欧盟在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时，其借口都是政府过多干预经济问题，“不容否认，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地方上。” 法制变革： “游戏”规则初步建立 入世三年来，中国为了与世界接轨，在司法体制方面作了大幅度的变动，其动作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也是中国入世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说：“我之所以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年来的表现打90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表现很优秀，在法律法规的修改制定、行政执法、经济发展环境营造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了很大进展，受到世贸组织成员的普遍尊重。”入世三年来，政府大幅修订包括外资法、外贸法在内的2500多个法律法规。各地清理了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国务院先后分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各地政府取消了数以千计的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了大量内部文件。令人欣喜的是，司法制度的变化引起人们观念的变化，人们普遍树立起了规则意识，接受了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基本规则。 不可忽视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规建设还未做到与世贸法规接轨，对于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外贸纠纷，我们还存在法规上的缺位，反垄断、反倾销、反补贴等法律法规仍有待进一步完善。2004年7月1日，新的《外贸法》出台，但这只是一个大的法规框架，而相关的配套法规细则并未出台，只有法规完善才能做到外贸工作的预警、分析和处理。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认为，我国一些基础性的法律还不完善，包括像《反垄断法》这样的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就迟迟没有出来。赵晋平也认为，虽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清理了大批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在政府职能调整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关税下调： 打造核心竞争力迫在眉睫 我国在入世的前过渡期里，主要是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取消和服务业市场的适度开放。 根据议定书，我国将最迟于2005年1月1日取消现行的400多个税号的非关税措施，基本取消非关税壁垒。截止2004年底，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992年的42.7%降到10.4%。其中，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2004年降至8.9%；农产品的平均关税降至15%，并取消了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子的进口配额。自入世以来，中国对进口水果实施优惠关税，其中橙、焦柑和柠檬的进口关税由此前的28.4%降至11%，降幅高达61.27%。在信息技术产品方面，中国参加了《信息技术协定》，将协定下产品的关税在2005年前全部降至零。 说到关税下调，我们不能不提汽车。汽车关税在加入WTO前为80%至100%，2002年底即降至43.8%，2005年将降至30%。统计数据显示，三年来，轿车几乎成了国内降价最频繁、降价幅度最大的商品，平均每年的降幅达到30%以上。因为关税的降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的承诺，进口车价格跳水早在预期之中。 在关税大幅下降的同时，如何打造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也摆在人们的面前。以汽车行业为例，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分析，在“WTO后过渡期”关税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一些跨国公司有可能调整对华投资策略，以直接进口整车和零件贸易替代本地化发展战略，国产汽车的发展空间可能受到挤压。从这个意义上讲，缺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汽车工业，其兴衰存亡仍是重大挑战。如果“后过渡期”产业核心竞争力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各大产业将难与国际巨头抗衡，一旦发生“遭遇战”可能凶多吉少。 贸易摩擦： 行业协会急待崛起 随着中国贸易地位的不断上升，在享受入世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贸易摩擦的发生频率也逐渐增加。近三年来，各国对我国产品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近120起。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仅在2004年前三季度，就有13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46起，涉案金额11.1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更是重中之重，从钢铁等工业用品到食用虾，再到彩电、服装、纺织品、家具等日用消费品，乃至像打火机这样的小商品都无一幸免。“反倾销”成为入世三年对外贸易中最热的字眼。有专家认为，入世三年以来最大的代价是一些企业因为不适应新的贸易关系发生贸易摩擦而蒙受损失。 入世三年来，国内出口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盲目性、无序性、没有长远眼光仍是某些企业的通病。相互压价竞争等行为不仅直接引起贸易纠纷的发生，同时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有一些企业深陷“倾销泥潭”而难以自拔，曾经被誉为中国民族企业旗舰的四川长虹就深受其害。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彩电反倾销案成立，长虹被认定的倾销幅度为45.87%。有分析人士预测，长虹将因此告别美国市场。 在“WTO后过渡期”，一些发达国家将会更频繁地利用反倾销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和纺织品的限制性措施等作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造成威胁。而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孙振宇介绍，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各成员总共发起了约2500件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高达380多起，约占总数的1/7。这一数字远远高于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 有鉴于此，如何管理和引导企业进入规范有序的竞争轨道，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其中，行业协会的作用和位置显得非常突出。 目前，反倾销诉讼多是针对数家企业或整个行业，应诉时需要全行业的调查数据，企业本身不具备这个能力，只有行业协会最适合担负这样的工作。此外，协会对内能够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对外能够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促进国际经贸交流。但是，三年下来，中国的行业协会基本上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现在的中国行业协会，大多数仍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窠臼，对残余的权力恋恋不舍，给企业提供的服务又不到位，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能力为企业提供服务。而国内企业普遍对协会重视不够，与协会沟通较少，今后应加大对行业协会的宣传力度，政府也应将有些权力下放给协会，使得行业协会成为沟通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可以说，行业协会的转型和崛起，是中国入世以后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而建立一个完备、高效、有公信力的行业协会体系，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三者的共同努力。 知识产权： 贸易争端导火线 知识产权问题是中外贸易争端的一个新焦点乃至“沸点”。从众多事例看来，知识产权问题是入世三年来导致贸易摩擦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一直遭受国外指责，如我们的汽车外观设计、服装款式等都出现模仿国外品牌的现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优化投资环境的迫切要求。 美国前贸易代表、商务部长坎特认为，三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并兑现着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通过了成百条法律和成千条的规定，中国也在大力推动有关这方面的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执行力度还不够。现在，中国应该加强省一级地方官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这是中国全面执行知识产权有关承诺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利用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来控制中国的某些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说：“在一些产业中，我国自有品牌受到的冲击很大，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而跨国公司的控制则相应呈现加强的态势。跨国公司完全有可能通过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来控制中国某些产业，进而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觉。” 在“WTO后过渡期”，面对关税大幅下降，开放程度不断加强，对国内企业而言，最为迫切的就是培育自有技术，自有技术可以让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当中及时做出调整，占领制高点。现在国内企业在技术和产品上模仿国外品牌的现象严重，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没有自有技术，模仿他人就会带来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产业没有自主开发能力就会受制于人。 专家提醒，不仅要保护他人的知识产权，还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被国外所侵权。举例来说，同仁堂六神丸曾在日本销售非常好，但不久就有日本企业在当地注册了这个商标，从此中国同仁堂便无法再出口日本，因为再向日本出口就属侵权行为。随着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企业更应拉紧知识产权保护这根弦，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也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要将出口商品的商标在当地注册，抢得先机。 在“WTO后过渡期”，中国一定要在重要产业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核心开发能力。这是一个事关中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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