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孙升亮 未来几年，随着两岸交流格局的变化，两岸经贸关系将逐步走向正常化，并有望在产业界建立策略合作关系。 近期两岸关系持续升温。萧万长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以及海基会和海协会复谈，签署了包机直航和大陆居民赴台游等多项协议。 两岸关系达成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共识。两岸关系正在进一步的向“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迈进。 两会复谈后，就两岸经贸关系的新变化，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孙升亮。 《中国外资》：近年来，台湾一直期望融入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但收效甚微。目前，台湾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处于何种状态？ 孙升亮：台湾传统上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比较突出的，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外贸在最高的时候能进入世界前十名。现在处于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对美日的出口额都有下降。以前，台湾的外贸是一种“三角关系”，日本进口、台湾加工、出口美国。 现在两岸对美国的贸易关系中，大陆不断地攀升，台湾在下降。大陆对美的出口额其中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台商，很多是通过大陆来出口。这样，两岸关系在台湾的位置中变得重要，原来“三角关系”，变成了“四角关系”。现在很多台湾的加工业转到大陆，从大陆出口。 大陆包括香港在台湾的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提高得非常快。2000年，台湾出口对大陆和香港的依存度是20%左右，现在台湾对大陆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40%左右。 台湾1991年11月加入APEC。近年来，为借助FTA提升“国际地位”、拓展活动空间，台湾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动其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迄今，台湾已进入实施阶段的FTA主要有两个：台湾-巴拿马FTA和台湾-危地马拉FTA；已经签署协议的FTA包括：台湾-尼加拉瓜、台湾-洪都拉斯、萨尔多瓦FTA。 在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大势下中，台湾多少显得有些“边缘”。台湾因为两岸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个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还有政治的问题，客观上需要通过大陆才能够和世界连接。因为大陆经济虽然在世界经济中不是火车头，但在东亚地区是火车头。所以台湾自外于这个地区，变成不是企业家自己的行为，而是政治的行为时，台湾经济当然就会导致边缘化。 《中国外资》：两岸关系近几年一直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为何陈水扁政府会置两岸经济利益于不顾？ 孙升亮：陈水扁政府放弃两岸经济利益的目的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妄图“台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陈水扁政府觉得如果和大陆经济联系密切的话，要搞“台独”就不现实。 民进党时期想改变对大陆经济过分依赖的状况，主观上民进党是希望和大陆拉开距离，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因为越堵，那些厂家跑得越快。不将台湾围起来，企业家可以不慌不忙地进行布局，将台湾围起来，企业家赶快跑，跑得越彻底。 这实际上是一个最糟糕的状况。如果那些企业家很听话，在政治上当然是一个很成功的举措，有助于陈水扁政府实现其“台独”目标。但陈水扁政府做不到，反而加速了台湾资金和人才的外流。台湾资金和人才的外流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是最快的。在台湾，资金外流、人才外流、企业家外流、富人外流，很多人跑到上海来了。在台湾的很多精品店，东西都卖不动了，因为有钱人都跑了。 本来陈水扁政府应当做规划，通过与大陆经济的对接，和外部世界打交道。陈水扁政府本来应当是一个桥梁， 主动利用这个桥梁。但陈水扁政府却妄图切断它，结果台湾的企业家自己到大陆来，而且变成把自己的投资重点放在大陆。如果陈水扁政府做一个统筹的规划，两岸经贸关系应当是这样一个模式，即台商把一些核心的技术和管理，总部放在台湾，通过大陆和外界连接，参与像东盟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中国外资》：随着马英九政府的上台，两岸政治关系气氛舒缓。随着两会的举行，两岸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将进入全面协议阶段。但我们注意到，两岸之间贸易投资虽然迅速，但还是缺乏“制度性安排”特征的经济合作，你认为两岸之间的“制度性”的合作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孙升亮：同贸易投资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相比较，两岸之间带有“制度性安排”特征的经济合作还举步维艰。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最早提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在过去几年大陆一直强调，两岸经贸之间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性安排。最近马英九提出“综合经济合作协议”，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大陆同意FTA更好，但FTA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会有国与国的问题。至于CEPA，台湾方面又担心港澳化，所以至少从马英九的角度来说想换个名词。 从这些方面反映出双方都有这样一个意向，就是希望双方经济关系有一个架构，在经济上可以稳定下来。在这之前的两岸经贸状况，我的概括是民间行为和单方面鼓励。民间行为就是两岸经济交流主要还是民间的，单方面鼓励主要是大陆方面的鼓励，还没有双方的政府部门来规划。 我们目前刚刚开始做一些涉及到需要双方共同做的事情，像这次我们提到的共同开发海上油气田，也包括这几年一些民营机构推动的，两岸共同制定一些两岸技术标准、产品标准。 现在的贸易投资协定是大陆方面的一个单方面的投资保护协定，从长远来说，我得到一个消息是今年八九月份，台湾方面会制定一个规划，鼓励大陆资金到台湾去投资基础建设。 在马英九的“综合经济合作协议”中，包括ETF指数型基金的相互挂牌、金融方面的交流，这个最终都涉及到大陆和台湾双方面的贸易和投资保护。现在还没有做，这会是将来的一个发展。这种贸易投资保护的协定也要提上了议事日程，双方一步一步地做，一项项做，那么你把它放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个贸易投资保护协定。我觉得制度性框架需要慢慢来，先从点上做，最后达到制度性合作协定。 既然“两会”已经会谈了，这就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识，这不是太大的问题。跟香港能达到制度性的安排，和台湾可以。 《中国外资》：两会会谈后，大陆资金到台湾的投资也将步入协议日程你觉得大陆在台湾的投资会集中在哪些方面？ 孙升亮：大陆对台湾的投资，有两个方面是双方未来急需的，一个是基础建设投资，另一个是金融方面的合作。 目前台湾政府非常困难，台湾政府负债达4万亿新台币左右，占GDP的35%，接近负债上限的40%，陈水扁政府，借了太多的外债。目前台湾岛内，内需不足，还必须通过减税来刺激内需，在这种情况之下，财政非常困难。 台湾基础建设在蒋经国时期做得比较好，后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在“吃老本”。近年来，台湾岛内的执政者都没有做基础设施建设，都搞一些急功近利的项目，它的基础设施都已经老旧。所以，马英九提出爱台十二大建设，模仿蒋经国时期的十大建设，这一块双方的合作前景应当是比较广阔的。 金融合作未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过去，陈水扁政府对金融合作有限制，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非常担心金融合作，现在台湾的制造业已经“空洞化”，只有控制金融，才能控制财团。从经济意义来说，无论是从台湾经济支柱，还是从政党选举经费、政商关系来说，陈水扁政府一定要控制金融。 在WTO框架下，大陆金融机构的开放缓冲期，过渡期实际上已经快结束了，现在大陆的外资金融机构有两百多家。而现在台湾办事处加起来也就十几个点，台湾现在是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我们现在对外资银行有个门槛限制，台湾的银行很多，但大都是中小银行，这个门槛对台湾来说就太高了。目前，大陆对港澳有特殊优惠，未来台湾方面的门 .会不会降低，也是双方需要谈的。一步步做，涉及到金融方面，涉及风险的问题，当然会非常谨慎。虽然台湾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时期，但目前国际上金融动荡，也让很多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呼吁两岸加强金融合作，对双方的金融风险防范都有重要意义，这个从目前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出现新变化的角度上来说，也是一个推动因素，让双方合作，共同抵御风险。 《中国外资》：两岸“三通”对台湾经济有什么作用，“三通”是否是中国经济利益的最佳选择？ 孙升亮：应当说“三通”对台湾经济的好处更多一些。两岸关系不像十几年前，台湾当局将“三通”当成一个筹码，如果“三通”的话，大陆需要答应政治条件，现在双方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这次会谈以后，台湾的舆论就说，这全是大陆对台湾的让步，他们就质疑马英九是不是私下许诺给了大陆很多的好处。 两岸关系稳定，是台湾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几年台湾政局动荡，经济出现困境，就因为两岸问题没有处理好。 实际上，“三通”的方式在总体上是互惠的，但是对台湾的意义更大。这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促进台湾的产业升级，让台商有更好的商业布局。如果“三通”，有些台商觉得交通、货运便利，会把总部、研发等核心放在台湾，大陆的机构负责执行，两岸经贸关系也将逐步正常化。“三通”后，双方可以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从现阶段的考虑来看，大陆当然看重政治意义，因为两岸关系稳定的价值，远超过一般商业利益。 至于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会有一些是回流，也包括一些跨国公司的总部可能转回台湾。我觉得这肯定是有一定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大。更重要的是两岸“三通”以后，台湾的服务业和农业在大陆的投资会更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带来的量可能比一些制造业的台商回流还要多。再加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台湾方面会减少一些限制，未来应当有新的增长点。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变化是比较复杂，但总体来讲，两岸经贸的势头是不会受影响，反而会继续向前发展。 《中国外资》： 两岸实现“ 三通”，对港澳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孙升亮：“三通”对港澳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若两地直航全面落实，大部分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乘客及物流将不会再经第三地香港转航，两岸间之前经香港转投的贸易量将随之缩水。 但“三通”是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另外一个，“三通”后两岸三地的联系更密切，它不仅仅是上一个台阶，而是一个格局的变化。它的整个大饼是做大了，这 .港澳来说，虽然在港口、服务上损失了一些，但是其他方面能够得到弥补。 《中国外资》：“三通”后，你所说的两岸经济关系的格局将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升亮：未来几年，随着两岸交流格局的变化，两岸经贸关系将逐步走向正常化，并有望在产业界建立策略合作关系，从功能性一体化逐步过渡到制度性一体化。这一切将极大改变目前主要以制造业合作为主及“台湾接单、大陆生产、欧美出口”的模式，促使两岸经贸关系走向深度互相依赖与融合。这一重大转变至少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不对称相互依赖”转向全面整合。近几年，台湾对大陆及香港的出口依存度一直稳定在40%左右，两岸经贸已成为支撑台湾经济仍维持一定增长率的关键因素。同一时期，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地位的迅速提高，对台湾资金与技术需求的则呈相对下降之势。未来，两岸经济交流中的市场机制将会得到全面发挥，一方面过去受到限制的产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更能反映出两岸产业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大陆资金、产品有序流入岛内，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必将大大加快两岸经济整合进程。 其二，由数量增长转向结构升级。近年来，两岸贸易增幅较为平稳，台商对大陆投资增速放缓。按照目前态势，两岸年度贸易额至2010年有望接近2000亿美元。相较于大体可预测的数量增长，两岸经贸的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更值得关注。大陆方面将利用两岸直航的契机，继续加紧吸引台湾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促使两岸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取得超常规发展，鼓励台资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两岸产业合作优化升级，同时引导台商在不同经济区域合理布局，提高两岸自主创新能力。两岸如能在共同制定产业标准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则会进一步加快两岸经贸的结构升级。 其三， 由民间交流及单方面鼓励转向合作机制的建立。过去20多年来，两岸经贸主要以民间交流的形式存在。大陆方面从发展两岸关系、争取台湾民心的角度出发，对两岸经贸采取一系列积极鼓励与引导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马英九上台后，一方面岛内经济积重难返，短期内没有好的着力点；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因油价高涨、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而恶化，其有意通过两岸经贸的开放激活岛内经济，避免在东亚经济整合过程中“被边缘化”，为两岸和平创造条件。大陆方面从2002年1月开始即倡导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并把它写入2005年国共两党“五项共同愿景”。近期，马英九也提出以有别于自由贸易协定（FTA和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第三模式”——“综合经济合作协定”为现实目标，作为两岸解决金融业登陆、投资保障及避免双重征税等问题的机制。未来，在若干经贸议题取得实质进展、双方互信基础增加及两岸经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情况下，两岸以双方均能接受的名称与形式，逐步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将是可预 期的走势。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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