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郝红梅 吸收外资，既是全球化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改革中动力不足的现实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双缺口理论”认为，为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而吸收外资可以同时填补这两个缺口。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短缺的做法提供了理论支持。 客观地说，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目的就是弥补外汇和资本短缺的缺口。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的外资战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致力于扩大吸收外资的规模，二是鼓励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1988年，国务院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扩大出口创汇成为这一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1980-1990的十年间，我国贸易逆差356亿美元。那时，我们需要外汇、技术和增加就业，体现在外资政策方面就是千方百计鼓励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及国内银行巨额存差并存的现象。至此，应该说，中国利用外资已经实现了最初的既定目标。按照双缺口理论，我国一般性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利用外资已进入“非资金和外汇缺口型”的发展阶段。 那么，在国内人民币资金充裕、国家外汇储备基础雄厚、利用外资规模有了长足进步的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吸收外资的必要性？ 首先，不应以“双缺口“理论为依据，推导出“中国不需要继续吸收外资”的结论。事实证明，从资金和外汇的角度无法解释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当前，我国吸收外资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服务贸易、服务外包、高端制造环节的转移，已成为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和本地化趋势明显；而与此同时，我国传统产业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已出现过剩现象，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效益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应成为新时期我国吸收外资的战略目的。 其次，中国目前虽然不缺资金，但缺少有效运营的资本。目前国内储蓄有相当大的比例无法转化为投资，这表明了国内资金利用的低效率。持有资金的主体不同，资金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效率就不一样，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资金运作效率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在目前我国就业压力很大、技术状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注重发挥外资的作用。处理好利用外资与国内投资关系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对外资的宏观管理，使其弥补中国的“技术缺口”而弱化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 最后，只要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技术差距”，就存在利用外资的必要性。我们必须承认，同是资金，但搭载的技术含量和生产率是不同的。过去30年，在通信、电子、石化等领域，外商投资推动了我国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以跨越性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自身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优化升级仅仅依赖本土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和体内自主转化升级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我国一般性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看重外资搭载的技术竞争能力，把吸引那些技术实力强的大跨国公司，作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 体制改革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中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根源于体制差距，在所有制结构、市场主体的成熟程度、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及政府宏观调控等方面，我们的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吸收外资，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既是全球化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改革中动力不足的现实选择。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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