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在未来的15年内进口总量预计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买主之一，然而中国至今没有完整的进口战略，以及为实现进口战略而建立的整套经济外交政策。目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能源、原材料紧缺，已促使中国逐渐认识到：不仅仅要成为出口大国，早日制定完整的进口战略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同样重要。 有一个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58%，铁矿52%，锰矿38%，铜82%，铅52%，锌69%，主要能源和经济资源对外依存度都很高。中国已进入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需要国际资源支撑的时代，如果资源来源显著减少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断绝，或是价格大幅飙升，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停下来。显然，尽早确立进口战略事关国家经济安全。 进口与经济增长 1980年，我国商品进口额200.2亿美元，占世界商品进口总额的0.98%，在世界商品进口国排名榜上居第21位。2004年，我国商品进口额增长到5614.2亿美元，占世界商品进口总额的5.9%，24年间我国商品进口规模扩大了27倍，在世界商品进口国排名榜上的位次也跃升至第3位。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和大豆的最大进口国，全球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也是棉花、玉米、小麦、氧化铝、天然橡胶、镍等资源性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同时，在数控机床、成套设备等资本品市场，我国也是重要的进口国。 不过，虽然我国已是进口大国，但进口却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现在基本上是缺什么买什么，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进口战略，以及为实现进口战略而建立的整套经济外交政策。 更为甚者，现在还有人认为只有出口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进口好象没起到什么作用。但实际上，进口与经济增长关联相当密切。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进口依存度很低，我国经济基本上仍在传统的封闭经济框架下运行，进口的宗旨是调剂余缺，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极为有限。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外贸进口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外贸进口从传统的调剂余缺模式转变为满足国内产业升级和需求变化，大量国内亟需的先进设备和半成品、原材料的进口支持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的进口依存度提高到34.1%，显示进口与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了大幅度提高。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积极、制度创新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有密切关系。因为进口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它虽然不会直接对经济总额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大量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会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程度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具体来说，进口有如下积极作用： 进口有助于发挥后发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发优势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引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而实现赶超。近年来，我国进口中30%左右是机械设备进口，其中相当部分是高技术含量的投资品进口，每年的技术引进规模也达数十亿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中投资品进口每年也在200亿美元左右，2004年进口额更是达到破记录的312亿美元。通过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国内企业在短期内较快地装备传统产业，加快了技术进步步伐，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换代。 进口有助于提高国民福利。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也应是确立进出口贸易战略遵循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鼓励出口而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更关注生产者利益而忽视了消费者利益，限制进口直接降低了消费者福利。这在发展初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外汇非常紧张，珍贵的外汇必须首先用来进口资本品，但到一定阶段后，就必须全面考虑消费与生产的互动作用，并且更加重视放松进口管制以扩大进口规模、降低进口成本，提升消费者福利水平。 进口有助于实现消费升级。 人们的消费并不总是由国内的产品来满足的。如果没有进口产品，有些潜在需求就得不到开发，难以形成实际的消费需求，也就不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条件下，满足潜在需求的外国进口产品，就能够起到实现人们的潜在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领域、提高消费质量、改变消费方式和习惯，开拓新的消费市场。由此带动我国有关生产领域的变化，导致新的投资生产。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彩电、手机等产业，开始时，我国的这些消费品都是进口的，然后国内企业开始模仿生产直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开始大量出口，成为出口大国。 进口直接促进了出口。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通过资本品及中间产品的进口，可以与我国较为低廉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业。例如，目前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彩电、微波炉、DVD、手机等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家电业规模小、成本高、质量差，连国内需求都难以满足，正是由于我国大量地进口了国外先进的成套生产设备或生产线，使家电业迅速壮大起来，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部门和重要的出口部门。 在我国进口商品结构中，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中间产品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成左右，其中大部分中间产品经过加工又再出口。另外，进口带来外来竞争压力。通过国外产品和企业的进入，引进外来竞争，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和体制垄断，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有利于培育新的出口增长动力，形成有能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新的出口部门和竞争性产业，为我国的持续出口打下基础。 进口缓解了国内的资源和环保压力。 尽管我国是一个资源和生产要素丰富的国家，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资源的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充分利用国外优势资源已成为必要。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1/10、1/20和3/5。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扩大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避免国内资源的过度消耗，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失衡的外贸体系 近一年来，在外贸领域相继发生了西班牙烧鞋事件、人民币升值压力、民工荒、铁矿砂涨价、国际油价波动、纺织品设限等“坏消息”，这表明我国的外贸体系已是全面失衡：一方面，长期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战略直接导致了持续的贸易顺差、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调、地区间的差距拉大、频繁的贸易摩擦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正进入作为一个大国快速崛起、国内大宗原材料不足对经济发展“瓶颈”抑制作用日益显现、对进口的依赖日益严重的时期，对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准备不足，缺乏整体的进口战略，造成在国际大宗原材料采购中存在着许多“被动性缺陷”。 我国出口导向贸易政策是在两大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一是长期的计划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内市场和管理政策的相对封闭，观念上一直认为进口对于经济发展更多具有负面作用，如侵占国内市场、冲击国内企业等等，而出口能够带动国内投资和就业的增加，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二是亚洲国家出口导向模式的成功，也促使我国自觉不自觉地试图复制亚洲起飞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因为外汇短缺，我国没有能力进口一些国家急需的国外技术产品和战略资源。这种“重出口轻进口”的政策导向确实是必须的，并且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毫无疑问的贸易顺差大国：1990-2004年间，除1993年出现122.2亿美元逆差之外，其余14年均为顺差，且1995年以来贸易顺差始终高于100亿美元，1999年以来贸易顺差一直高于200亿美元，1997年、1998年两年贸易顺差更高达400余亿美元。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近40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320亿美元。此同时，FDI也迅猛增长，近几年都保持在500亿美元左右，加上近两年各种投机资本豪赌人民币升值，我国外汇储备以火箭般速度窜升：2003年净增1680亿美元，2004年净增2067亿美元，截止2005年5月已经达到7100亿美元，占GDP的60%。可以预料，只要目前的贸易政策不改变，外汇储备还会进一步攀升，未来几年仍将以每年1000-2000亿美元的速度持续增长。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一个谨慎的外汇储备水平应当为该国3－6个月的进口额，即相当于年进口额1/4－1/2，也就是说，我国合理的外汇储备上限是3000亿美元。现在超过合理上限一倍以上的外汇储备有相当大的“机会成本”： 外汇储备中至少有70%以美元形式持有，也就是中国有4600亿美元资产，如果美元贬值10%，那么中国外汇美元资产损失将达460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更为荒唐的是，各地在拼命吸引外资，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收益也超过10%，而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却以3%的年收益率购买美国国债。也就是说，按照西方标准仍属于资本稀缺的穷国中国，正在以低息成本向富国美国进行巨额放贷，在为其巨额财政赤字“输血”。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需要本国的资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国家，却在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创造就业。 长期以来，政府为了鼓励出口，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出口退税，减免税收，实行低价租赁土地和低价水电能源，实行各种变相补贴，形成获取大量“租金”的出口利益集团；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厂商，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或手段，采用进口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和障碍抑制和限制进口，形成了所谓贸易顺差，实际上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低价出口压低国内消费水平补贴了外国消费者，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还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老是出口廉价商品，自己污染着环境、浪费着资源、拿着低工资，挨着各种各样的骂名却让别人享受世界级低成本产品，显然不是我们发展外贸的期望。国家利益的实现根本上还是在于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平衡，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相当丰富，必须抓住机会适时调整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生产率、促进国际竞争力持续的贸易导向战略转变。 做真正的大买家 中国缺失进口战略集中体现在大宗初级商品的贸易上。 我国已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源性商品进口国，2004年我国铜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0.6%，大豆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31.2%，棉花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6.1％。我国对石油、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对外依存度已分别达到40%、36%、40%、55%和55%以上。方兴未艾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所引致的旺盛需求使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中国初级产品进口总额占全球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稳步上升，在2003年达到5%，而增量上则高达10%。 按理说，大买主或者大卖主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价格走势，但回顾一下中国国际原材料贸易行为，每当中国准备进口某种大宗货物时，这种货物的国际市场价格就会提前上扬，迫使中国多花一大笔冤枉钱。因国际油价大涨，去年我国多付出了70亿美元的“学费”。今年铁矿石价格大涨，中国钢铁业要多花费近百亿美元。 事实上，中国的大宗初级商品进口已经在国际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大国地位影响国际市场价格，而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石油输出国)都已经而且正在这样做的。 中国政府不但要敢于掌控，还要善于掌控国际市场价格。提高执政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国内事务上，也不仅仅体现在外交上，更重要、更经常的工作是驾驭世界经济的能力，其中非常紧迫的工作就是掌控国际市场的价格，做真正的大买家。 首先，要改变进口贸易的一些行政手段。部分政府部门缺乏经验，也不创新操作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和操作手段没有完全从国际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仍然从封闭的、以自我为核心的角度予以考虑，无形中配合了国外大资本的“炒作”。目前我国多种基础性原材料仍旧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难以灵活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当国内出现原材料短缺时，政府临时扩大采购增加储备，进而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易出现逆向调节；对进出口实行配额或许可审批，环节复杂，容易贻误最佳购售时机，甚至造成价涨购进、价跌出口局面。 其次，要加强和改善中国的集约化采购方式。在进口大宗商品问题上，依靠政府和行业力量比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更具经济效率，而且鉴订长期合同更为有利。今年铁矿石涨价，很大程度是中国企业竞相哄抬进口价造成的，目前中国有523家的钢铁企业和贸易商进口铁矿石，造成了进口力量的分散、抬价和恶性竞争。去年由于进口商缺乏统筹规划，导致有3700万吨囤积在港口，而这种“虚高”量导致矿业巨头们判断2005年我国还将大量进口，因而强硬地坚持涨价。 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集中采购在美国、日本运用得比较好，他们能够利用数量上的优势来换取在价格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中国建立行业性联盟组织负责海外的集体采购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行业联盟必须由政府实施监督，避免其成员利用垄断来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目前商务部外贸司正在考虑和其他部门一同完善中国的大宗商品采购机制，推动中国的“集中采购方式”：由几家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建立一个联盟，由这个联盟负责海外集体采购原料。 再次，打好中国自己的“数据牌”。“需求牌”、“数据牌”目前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市场价格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如美国CBOT（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豆价格、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的石油价格，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格，这些全球定价中心的每一种商品价格的未来走势，都将“中国需求”、“中国因素”列为首选因素之列。中国需求（包括需求量、进口量、库存、产量等基础数据）的每一次细小变动，都会导致这些国际定价中心价格的“上蹿下跳”。但可悲的是，这些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体现中国影响力、实现中国参与国际定价权梦想的中国数字，大多不是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正式发布渠道，而是由其他国家或机构统计发布的。结果，中国“数据牌”成了其他国家和投机者打击中国的武器。 因此，我国应根据现有的各种信息平台，对现有资源进行引导、整合，建立一个大宗商品国家研究中心，构建国内大宗商品的供需信息系统，对各种大宗战略性商品进行全球市场研究，并定期发布相关信息数据，供政府宏观调控或企业进入市场时参考。 最后，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定价中心。中国是许多原材料的集散地，具备良好的现货市场基础，中国期货市场理应发展成为这些原材料的“定价地”，并力争成为全球大宗原材料的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和话语权。 当然，争夺国际定价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至少在今后10年，中国主要还得看别人眼色行事。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要对现行的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进行改革：改革期货品种的上市机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改革交易法规使其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律；改革经纪公司的单一经营模式，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培育机构投资者；加强和改善相关服务，期货公司可以给机构投资者提供融资服务，政府机构发布行业权威信息，使市场变得透明等等。 目前上海期铜已经逐步摆脱“影子市场”的从属地位，与伦敦铜形成“互为引导，交叉影响”的态势，成为全球第二大铜定价中心。这表明只要我们努力，就有希望掌握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话语权。 建立进口战略刻不容缓 有关中国今后长远发展的一些问题显然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例如我国要拟定怎样的一个粮食进口战略。粮食是一种土地密集型产品，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可耕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坚持粮食自给自足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将会减少对城市化所需土地的供应，减缓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最终将会影响到综合国力的提升。但如果粮食难以自给，是否会出现一旦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粮食封锁，国内就会出现粮食短缺？地少人多的客观环境注定了中国在大宗农产品上的竞争劣势，大量粮食的进口必然使种粮农户的利益受到严重侵蚀，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政策？对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一个合理的、明确的回答，必然会使得相关的政策处于左右摇摆、犹豫不定的局面。 和出口战略相比，进口战略更加复杂而艰难。一方面，中国进口的大宗产品中能源、粮食等涉及战略性物资，如果缺乏通盘考虑，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垄断部门借战略进口之名，行市场垄断之实，因此如何通盘调控和避免市场垄断是政府必须加以改进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通过进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激活国内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引进外部竞争却没有放松对国内企业的束缚，或是开放幅度过大，将带来效率的损失和风险的增加。同时处理好引进竞争和国内保护，也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技巧；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中国可以进口的产品要比现在的进口结构更加广泛。进口那些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意味着我们能够节省更多的资源，专注于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做为一个大国，这样会不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况且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该怎样确定哪种产业可以作为优势产业加以发展，哪种产业又该放弃？这一切的一切，都需求政府给出答案。 由于出口战略的成功，出口管理部门在中国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提高，推进出口战略有了强大的保障。但是，进口战略就不一样了，目前许多认识还模糊不清，例如是否需要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这不仅在学术上见仁见智，而且这种讨论很容易掺杂进民族主义的感情色彩。另外，与出口战略带来的成本是机会成本难以观察不同，增加进口对国内相关部门的冲击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考虑到中国政府部门之间一直缺少协调和沟通的传统，进口战略的实施难度要远高于出口战略。况且，我们很难将进口战略分解为若干量化的指标，而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很多官员会觉得无所适从。无数的事例说明，一个好的战略，如果难以落实，难以分解为可操作的目标和步骤，最后只会流于纸面文章。 虽然面临着一些困难，但鉴于我国外贸“重出轻进”的战略至今仍在施行，因此构建一个成熟的包括重视进口的外贸战略显得刻不容缓。适当的贸易政策，是政府平等地对待一切企业，让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决定究竟该出口什么，出口多少，进口什么，进口多少；让企业家来决定自己的企业究竟是出口导向，还是面向内需。当然，在特定时期，可以采取某种鼓励出口或进口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应当采取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且尽可能追求帕累托改进。而且，这些政策应当是适度的、灵活的，而不应是极端的、刚性的。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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