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新时期中国企业如何走向世界》专题报告中指出，国内企业要想成功地国际化，从世界市场的打工仔变为老板，需要注意4个问题，除了人所众知的人才培养、品牌外，还有标准和规则。 标准和规则这类“话语权”，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日益重要。 标准和原产国效应 有一种特殊的国别优势（也可能是一种劣势）被称为原产国效应。这种效应是指产品附带的“某国制造”的标签对顾客产生的影响，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某一品牌的产品或服务的制造国家对顾客所产生的影响。来源于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的产品和服务通常都得到较高的评价，而来源于形象不佳的国家的产品或服务则会遭到排斥。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之所以畅销于美国市场，主要是基于日本的国家优势而不是企业优势。当时美国汽车购买者大都认为自己购买的是“日本汽车”，而不是某种特定品牌的“日产汽车”或“丰田汽车”。 而这种“原产国效应”的核心就是标准（包括技术标准）。如果不是标准的制定者（至少是参与制定者），那么，其产品总是受制于人，其国际竞争力就大打折扣。 如今中国造就了一批具备国际规模的制造基地和生产企业，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家电、电脑、通信、玩具、服装等产业优势明显。但这些企业的优势主要集中于非核心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这两个环节。 据统计，在全世界1.6万项国际标准中，99.8%是由国外机构制定的，中国参与制定的不足千分之二。除了在汉字编码字符集、VCD和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有少量标准被纳入国际标准外，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只能被动执行国外提出的标准，无议价能力。 而截至目前，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了43%，而企业出口的价格上涨了2%，中国企业因缺乏议价能力而无法消化原材料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在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的情况下，“世界工厂”的中国正承担着全球原材料上涨带来的压力。 有人说中国企业最擅长打价格战，其实这也是万不得已之举。早有专家指出，如果不具备核心技术，拼到最后就是看谁的资金最雄厚，谁的渠道做得更好，活下来的企业也只是靠大销售量和微薄利润活着。“中国制造现象”给国内企业带来的只能是一轮接一轮的“价格战”，一旦国外在核心技术与专利上“卡”一下，中国企业将束手无策。 中国标准在哪里 中国只有掌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和标准，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才能控制产业链的分工和分配的整个环节，才能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淘汰时间表，最终避免重蹈南美国家的覆辙。 很多人在强调抓核心技术时都提到了“三星”，这个曾是世界消费性电子市场上的追赶者，在短短十年间就成为世界电子巨人们的强大对手，它成功的秘诀就是始终把核心技术研发放在重要位置。至2003年，三星电子的专利数在全球排名第5，在美国取得1450项专利，仅次于IBM、NEC、佳能和Micron公司，已领先于松下、索尼、日立、三菱和富士通公司。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今国际分工的方式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以往那种产业间垂直型的国际分工格局不断减弱，而产业内水平型国际分工以及混合型国际分工在日益增多。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极力维护原有国际分工格局，企图使自己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上游，用标准维持自身利益。“力争使美国的高新技术领先中国至少两代人的距离”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 对中国来说，走自主研发之路，并联合制定技术标准，具有战略性意义甚至是非常现实的必然选择。闪联标准就是一例。 2003年7月，由5家行业内的领导企业联想、TCL、康佳、海信、长城发起，成立了“闪联”标准工作组。闪联的宗旨在于“解决信息设备之间应用割裂的问题，实现设备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随后，长虹、中兴通讯、中国电信等国内知名企业以及北大、清华、中科院计算所等著名科研单位的陆续加盟，使闪联逐步形成以企业为龙头、科研院所为后盾的完整的标准产业联盟。 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在开展和闪联标准工作组类似的工作。类似于闪联的国际标准目前有两个，一个是由索尼、英特尔、微软、飞利浦、惠普、诺基亚等17家企业发起的数字家庭联盟（DHWG）；一个是由松下、索尼、NEC、东芝、三菱、三洋、日立等14家日本企业组成的UOPF组织。 闪联标准工作组组长孙育宁认为，相比之下，中国工作组计划开发的IGRS协议相关技术属于目前世界信息技术领域最先进的技术，闪联使中国企业在标准上抓住了一次良好机会。他表示：“闪联标准坚持开放和兼容的原则，积极与国内外标准组织交流合作，带动整个产业发展。” 按照闪联标准工作组的目标，第一年将着重协议标准的研究制定，开发完成测试验证系统，提交标准的0.1版；第二年将重点符合标准的产品推向市场，了解市场反馈，完善开发工具；第三年修定并继续完善标准，推出标准的2.0版以及相应的产品和开发工具。 正如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指出，闪联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下一步产业化的重点将是闪联产品的系列化和市场推广。 业内人士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闪联产品大概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在市场启动。这表明，中国完全可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 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业内人士呼吁，除了国内企业要加强参与标准制定外，政府在标准制定方面的支持也至关重要。 在韩国，推广信息技术标准化的主要机构为成立于1988年的韩国通信技术协会（TTA），目前该组织共有151个会员，其中既有三星、LG、现代这样的制造商，也有韩国电子技术协会等研究机构，以及SK电信等运营商，可谓一个庞大的韩国信息产业“共同体”。 而在欧洲，推动通信产业的标准化进程的主要力量，是同样成立于1988年的独立非盈利性组织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目前这个组织拥有来自55个国家的共计786个成员，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6个成员。 如果按照成员构成来说，在ETSI中，电信制造商所占比重为51%，服务提供商为24%，运营商为13%，政府管理机构为8%，其余的4%则为消费者代表。 上述这种相对平衡的成员结构，使得在推出新的标准的时候，相关机构能够充分地兼顾各方的利益，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阵痛并加速产业化进程。 但是在中国，却一直缺乏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综合性产业非政府组织，来对整个标准化过程进行协调和整合，各种探索还只局限在零敲碎打的层次上。 政府部门赤膊上阵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一个层面上，这很容易在国际贸易磨擦中授人以柄，被指为“干预市场”；在第二个层面上，政府部门或者因为游离于市场之外，对一些细节的认识不够清晰，或者成为一些利益集团寻租的对象，都有可能使得出台的标准，反而存在损害产业整体的可能性。 而这样的突破注定要面对一个悖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机构，因此政府部门觉得有责任、或者说有资格来强化自己的权力；但在政府部门的权力更加强化之后，出现一个强势的产业组织的可能性更加渺茫，因为政府部门不愿轻易放弃已有的权力。后者要么沦落成一个“弱势机构”，要么变成与政府部门合谋的“二政府”。 当务之急是，在某种技术更新换代时，一旦中国企业有机会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政府应该下大决心调整产业政策，尽量保护本土产业。 如2004年6月1日是以英特尔迅驰移动芯片为首的Wi-Fi设备在中国市场禁止销售的日期。此前，北京六合万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已耗资数千万元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WAPI标准芯片——“万通3号”。更重要的是，“万通3号”一旦通过测试，它将是国内第一家支持WAPI标准的核心芯片，以替代以英特尔迅驰芯片为代表的Wi-Fi标准。 2004年上半年，中国也想在WLAN市场强制推行自己的WAPI标准，由于遭到英美等国以及Wi-Fi联盟的强烈反对，方案被暂时搁置，但此举的最大意义在于政府显示了其态度。信息产业部则表示，仍会继续推进这一标准的实施，逐步打造自主的中国无线局域网标准（即WAPI）产业链。 2004年9月下旬，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向相关单位下发“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征求意见稿）”，开始正式启动国家标准战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指出，专利影响的只是一个或若干个企业，标准影响的却是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信产部将从政策制定层面对中国标准的产业化发展进行引导和积极支持。 中国国家标准战略将分两个阶段实施。 在第一阶段（2005-2010年），信息技术产业的策略定位为“进攻型合作者”，主要是跟踪国际标准的动态和趋势，加强重点技术和产品的专利工作，参与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以争取尽量多的主动权。 国家将增加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同时，在技术转化的基础上，也会通过积极的国际谈判，争取在标准化领域的国家利益。 第二阶段（2011-2020年）的标准策略定位为“领导者”，主要是利用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占据本领域标准的主动权。超越国际标准，成为更多高技术领域先进标准的研究、制定和领跑者。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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