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该如何扮演好“救市主”角色，避免矫枉过正，甚至“饮鸩止渴”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本身比答案更有意义。 开盘3721.50点，午盘收于3644.86点，10：30左右，更是跌至3516.33点，跌幅高达6.14%，大有考验3500点整数关口的架势。 “中国股市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股市远未跌尽”、“熊世降临”⋯⋯诸多恐慌言论扑面而来，市场神经俨然已是歇斯底里。 基本面之惑 从基本面来看，关于股市“牛气”渐散的争议，市场分析可谓莫衷一是。 “次贷危机”卷土重来，中国无法独善其身？ 恐怕过于牵强。处于次贷震中的美国股市，至今下跌仅10个百分点；反观中国A股市场，上证综指自从去年10月16日一举跨越6124点的历史最高位之后，截止今年3月20日，已经下跌了2600多点，跌幅超过43%。与美国股市相比，中国股市似乎更像是“惊弓之鸟”。 中国股市“泡沫”未尽，还需全力挤压？ 恐怕过于偏激。目前，中国股市已经呈现出普跌的势头：那些业绩不好的公司固然正被投资者看空，就连某些资产结构良好、业务方向明晰、产业潜力十足的上市公司，其股票也同样在急剧下跌。中国股市“良莠不分”的倾向再次成型。 中国通胀压力日渐高企，全年经济走向堪忧？ 恐怕过于短浅。尽管2月份CPI同比增长8.7%的惊人数据给管理层带来了严峻的调控压力，但考虑到统计数据惯常的翘尾因素、罕见雪灾导致物品供应不足乃至物价上行、农历春节引发阶段性的消费热潮等多重因素，中国CPI是否会在今后继续“一飞冲天”，仍然值得商榷。 “政策市”之瘾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主导了中国股市当前的非理性波动？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了解中国资本市场特有的“政策市”背景。 所谓“政策市”泛指这样的“市场症状”，即政府借由一系列政策直接影响股指升降，调控股市“温差”。不可否认，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管理层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股市暂时还难以摆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宿命，但 “放”终归要比“收”更契合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为此，他们也曾不遗余力地淡化自身对于股市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当2007年5月上证综指突破4000点之后，一直坚持“放飞”股市的相关部门还是习惯性地跳将出来，“运筹帷幄之中”。5月30日（此前一日，上证综指刚刚攀至4335.96的高点），国家财政部“惊魂一拍”，宣布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上调两个基点至千分之三。听闻此言，“桀骜不驯”的中国股市当即低头。此后短短几个交易日内，下挫幅度竟然一举创出了过去数年熊市的总跌幅。 “政策市”之患 虽然“5·30”之后，中国都市也曾再次高歌猛进，一举突破了6100点的整数关口，但正是这罕见的“大起大落”，再度印证了政府决策对于中国股市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不仅如此，它更逆转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投资理念。 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倾向于研究管理层的“风吹草动”甚至“一颦一笑”，而非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潜力，中国股市“捕风捉影”式的投机氛围日浓。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政策市”之中，价值投资理念只能日渐沦丧，而那些颇具参考意义的常识性问题也将被诸多“高层传闻”重重湮没。 “大小非”解禁热潮、中国平安陷入“融资门”⋯⋯近期发端于中国股市的各种“内忧”都在向我们表明，面对当前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逆转的股市新形势，投资者心态受“政策市”后遗症所累，已经变得严重失衡。 事实上，在成熟资本市场，与货币发行相比，股票发行在理论上可近乎无穷，当然，越高的发行量对应越低的发行价以及市盈率；而中国的股票发行机制则一向带有极为浓重的“政策”气息。从上市名额到股票发行数量乃至融资额度，有关部门全程“掌控”。因而，供不应求的“非理性股价繁荣”顺势而生。 当习惯成为自然，更多的投资者便会产生A股市场股票供应“相对稳定”甚至“相对稀缺”的幻觉。可是当这种脆弱的思维遭遇到“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巨额再融资等信息的冲击时，供求关系逆转的“假象”所导致的股价下挫风险自然要“超水平”发挥。 “政策市”宿命 既然A股“政策市”带来的创伤如此之深，那么，管理层是否就应“自缚手脚”，推行“无为而治”呢？ 如果那样，我们恐怕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盖因今时今日的“政策市”之患，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管理层以往“救市”权力的滥用。这正是“权责对等”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管理层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扮演好“救市主”的角色呢？ ——大股东减持须提前申报。随着今后“大小非”解禁热潮的连续冲击，A股市场供求关系逆转导致的股价下行压力不容小觑。如何在股市观望氛围浓重的情况下严格监控大股东不规范的减持行为，将是管理层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中国平安为例，其原始股东的持仓成本每股仅为1.45元。而中国平安的最高价位是149.28元。今年以来，尽管这只股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地惨跌，但仍然维持在了56元（以3月20日的午间收盘价核计）。在每股高达50多元的净利润面前，中国平安的原始大股东减持冲动怎能不强烈？ 强烈的减持冲动配合现行的事后申报制度，中国股市面临的供求逆转可想而知。“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每达到百分之五的，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提交持股变动报告书。”这样的条文无疑“助长”了大股东的套现气焰。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泽民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建议已经引发了多方共鸣：大股东在减持自家股票前6个月，必须向监管部门申报备案，详细说明减持原因、数量、减持日期等；大股东应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减持方案，并在减持过程中及时公告具体进程；在减持之后6个月内不得买入自家股票；因减持可能引起股价大幅下跌的，不应在短期内集中减持；减持的股票可以考虑安排场外交易。同时，对高管辞职套现等行为，作出严格规范。 ——从严审核上市公司再融资。针对当前的市场氛围，有关部门需重新审核中国平安以及中国浦发的再融资行为。这些公司天量融资行为的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打算？管理层有必要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非受制于某些机构甚至利益群体的诉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层一旦“全身心”地“救市”，当如何避免矫枉过正，甚至“饮鸩止渴”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本身无疑比答案更有意义。这或许便是A股“政策市”的宿命所在。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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