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一直维持着平均高于GDP增长率两倍的速度。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出口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而支持中国出口大幅度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出口退税制度。 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对中国扩大出口、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是，出口的持续迅猛增长造成退税金额数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致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2003年10月国务院发布有关决议，决定对出口退税制度进行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两点是“平均下调退税率三个百分点”及“新增退税由中央与地方按75 : 25分担。” 其后对出口退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引人关注。中国政府越来越把出口退税当作弹性工具使用，这除了是中国贸易结构变化后的现实需要，更有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战略性思考。 不过出口退税新政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集中在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方面，甚至有可能带来新的地区分割和进一步拉大东西部的发展差距。而且，虽然出口退税率总体上下降了4个百分点，但出口退税对外贸的支持力度还是过大，由此带来的种种弊端还是难以消解。 各级财政的重负 中国有两次具代表性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一次是从1996年开始，鉴于出口退税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也包括1991—1994年出口退税数额巨额增长，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负担沉重，政府两次调低出口退税率，其负面影响接踵而来。1996年的商品出口仅比上年增加了1.5%，而1994、1995年分别比上年增加32%和23%。第二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幅削弱。1998、1999年商品出口比上年增加分别仅为0.5%和6%。中国政府为增加出口，防止通货紧缩趋势，把平均出口退税率由原来的6%提高到15%，从一方面抵消了贬值的压力，保持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但是，政府财政已经饱受压力。据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统计，到2002年末，全国累计应退未退税额高达2477亿元，到2003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500多亿元。从1999年至2002年，出口退税的应退税额年均增长36.3%，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仅有21.2%。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应退税额，这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对政府来说，是必须靠调整政策来解决的，否则如此沉重的包袱，必将使退税政策弊大于利。 当然，现阶段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与地方按75 : 25的比例分别负担。这样尽管减少了中央财政的负担，但却又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难以从根本将问题解决。以浙江宁波为例。作为我国地级市中首屈一指的出口大户，该市去年出口总额达到1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0.5%。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增幅达到44%。但是，宁波的有关负责人却透露出这样的消息：“出口退税”已经排在煤电油运紧张、重要原材料价格不稳定和人民币汇率之前，成了当地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最关心的问题。在一些外贸公司集中、生产企业较少的区、县，由于退税负担沉重，居然出现了奖励“少出口企业”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去年宁波安排了14亿元资金用于退税，占了地方可支配财力的8%。而今年按照20%的出口增幅计算，市、区两级财政要负担23亿元，从宁波整体上看可以承担，但基层新增财力基本用光。 其实，不仅是宁波一个市，广东、江苏等外贸大省也感受到了出口退税带来的巨大压力。2004年广东省共办理出口退税800.7亿元，外贸出口1915．6亿美元，同比增长25.3%。一些地方出口退税的增速超过地方税收收入增速，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从广东省各市县情况看，外贸出口基数越大、外贸出口增长越快的地区，财政负担越重。以中山市为例，即使今年出口增幅只有10%，地方财政的负担也将超过7.7亿元，大大超过该市预计可支配的新增财力。 出口退税作为财政支出的一种方式，不能置于一种优先于其他各项支出需要而必须足额保证的地位。我国财政一直面临强大的支出压力，养老、教育、科研、环保等许多方面的支出缺口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应在统筹考虑各项支出需要和财力可能的基础上，相应安排退税支出的规模。 出口部门畸形发展 出口退税的初衷，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国家给予的一种优惠扶持措施，其结果应当是使得外贸企业更好的发展，并且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外贸与GDP之间应该有较平衡的比例关系，但我国30%的外贸增长要远远高于10%左右的经济增长，巨大的差距反映出对外开放部门与国内产业部门的脱节。外经贸并不是个单纯的开放经济问题，它更应该与国内的宏观经济紧密结合，与地方产业紧密结合，才能形成持续的外经贸发展动力，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出口部门脱离国内产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加工贸易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已由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现在的55%左右，庞大的出口数额留给中国的往往只有微薄的工资，外贸出口部门的产业价值链、增值链难以与国内产业、地方经济融合。 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中国一些企业惟一的获有利润。部分企业为了争取尽快拿到出口退税款，不得不谄媚于当地税务部门。各地争夺退税指标，有人“出卖”退税指标，有人借机骗取出口退税，企业公关争取提前退税，部门借退税寻租的腐败之风盛行。如此的退税政策似乎带给了社会更多的不便与黑暗。有关系的企业不愁经营，没关系的企业没有机会似乎已经成为了外贸企业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则。 如果说以上的种种还只是因为政策的不足，可以在今后作进一步的修改的话，出口退税对外贸出口的支持力度过大，导致一些低水平的出口产品凭借退税优势展开无序竞争，对出口本身产生的负面影响将难以避免。由于世界性的生产过剩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过剩，使得出口竞争异常激烈，出口企业不仅面对国际市场产品的过度竞争，而且还要面对国内出口企业内部激烈的低水平价格竞争。由于行业协调约束机制的缺失，政府外贸竞争政策目标的偏差，使得国内大部份出口企业不仅利润极低，而且出口产品质量不高，附加值低，许多出口企业只依靠出口退税来勉强生存。过度的竞争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也使得反倾销等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以羊绒出口为例，作为世界第一大羊绒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拥有全球75%的山羊绒产量和95%的优质山羊绒产量，以及80%以上的山羊绒绝对出口量。但这样的资源垄断地位，并未使中国获得相应的价格优势。长期以来，中国羊绒出口报价始终难以统一对外，多数羊绒出口企业为了各自利益，在对外交易时将卖价13%的山羊绒出口退税从换汇成本中剔除。粗略估算，出口企业每年约有3000万美元从售价中减让给了外商。 而更为危险的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退税也可能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中“触雷”，给企业甚至是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在2004年的中美芯片纠纷中，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就曾指出，中国对进口的芯片产品征收17%的增值税，而中国国内厂商却可以享受14%的退税，这种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地区行业保护。为此，美国方面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诉讼请求，这同时也是中国政府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第一次遭遇正式诉讼。 中国财富转让他人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额在不断增加，这一情况的出现不得不归功于出口退税政策。但是，当我们把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功于出口退税政策的时候，却必须有更加深入的思考。2004年中国出口5900多亿美元，约占我国GDP的40%。而我国GDP的1/4以上又是由享受减免税的外资企业创造的。也就是说有超过50%以上的GDP不能给中国带来税收收入，不能给中国国民带来福利，甚至占用了国民福利和国民纳税。 我国人口众多，市场巨大，因而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涌入。他们看重的正是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与我国相比，除了消费极强的美国外，其他任何国家市场需求都太小。如果一味的追求出口额，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但效率低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无疑对这方面的考虑仍显不足。出口导向经济政策，虽然能创造经济增长，但有人认为这种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为代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质是以追加支出本国的物力和财力，从而取得出口的增长。因此，鼓励和奖励的措施越多，本国国民福利牺牲的代价越大。纵观世界各国，对国际贸易越开放的国家，奖出限入越少的国家，国民消费质量越高。 经济的发展是由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组成。消费部分是直接给国民带来利益的，而目前的国内消费却明显不足。在住房、教育、医疗等主要生活消费方面和国企职工下岗等国民福利减少等问题上，我国似乎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国家的福利来源于税收，出口退税使国家税源减少。国民福利难以提高，国民只得提高储蓄，减少消费，为自己将来储蓄。而由于国内消费减少，又使得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国外市场。造成出口退税－减少国民福利－国内需求减少－更加依赖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退税规模更大－国民福利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不搞或减少出口退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许可以维持不变，但老百姓的日子会过的更好。不搞出口退税，几千亿元退税资金作为国民福利，可使全国国民社保、医保福利大大提高，国民将有更多钱用于消费，也就扩大了国内消费。国家也不用为社保基金空缺而担忧，而退税资金也可用于国家投资。总之，退税资金无论转移到国内消费还是投资都能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足以弥补出口减少的损失。 其实出口退税的理论是以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消费地征税的原则作为依据的。其观点认为，如果不把出口商品在流通和生产环节缴纳的税退还，就相当于本国政府向外国消费者课征了税。进口国政府征税，出口国政府就不应重复征税。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扩大了消费地征税的范围。以进口国政府代替出口国政府，使进口国政府征税的权利意义延伸到出口商品产地。 从税收主权来看，进口国对进口商品征税，只能从出口商品所有权转移开始，即从出口商拥有货物离岸转移到进口商拥有货物开始的增值税和销售税。进口国政府根本无权代征商品在出口国流通和生产环节缴纳应缴的税款。而从劳动等价交换看，税收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政府服务支出和国民福利。而出口退税，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出口商品提供服务的出口国政府和国民得不到应有得税收，基础设施建设、治安环境、环境污染等问题就得不到补偿，从而变为无偿服务，出口国国民不能从出口税收中得到福利，甚至得到负福利，如生产出口产品的环境污染等。 国际比较表明，我国改革后的出口退税水平仍然具有相对优势。首先，不同税种结构模式下的相同退税率，对出口的鼓励效应不同。从欧美国家1996年的情况看，除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开征增值税外，其他国家增值税标准率平均为17.4%，表面上看还略高于我国。但从其税收收入总的构成看，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占了65%，而这些税在出口时是不能退还的，因此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中还含有大量的国内税负。与之相比，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且主要倚重增值税，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50%。即使考虑到我国由于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征收、两类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以及生产型增值税而使出口退税不充分，但我国也同时存在由于产品征税过程中存在一些减免税优惠而出现的少征多功能退现象。由此可见，如果不考虑汇率的抵消国素，可得出我国退税支持程度相对较高的基本结论。 况且，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在是太有竞争力，制造成本非常低，即使取消了出口退税，还是比别的国家要便宜得多。例如服装，根据世贸组织2000年度报告数据计算，在世界主要服装进出口国家中，中国的服装竞争力系数为0.94，接近最大值1，居各国之首。其它主要服装贸易国竞争力系数分别为墨西哥0.44，意大利0.18，法国负0.36，德国负0.48。假如美国商家从中国进口一件衬衣，现在的价格是一美元一件，取消退税后变为1.1美元一件，但是美国商家还是要从中国进口，因为同样的产品印度、墨西哥要卖到1.3、1.4美元一件。而现在我们卖一美元一件，只不过是让美国商人多挣了0.1美元，相应地我们的财政收入也要损失0.1美元。 连年高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似乎并没有起到提高中国竞争力的作用，相反，中国有被固定在全球价值链条的低端环节的危险。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3—2004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增长竞争力排名由去年的第38位下滑至今年的第44位，商业竞争力排名同比由第38位后移至第46位。其中技术指数名列第65位。有关专家指出，某些产品领域出口退税的长期存在，尽管促进了内地出口激增，延长了经济上升周期，但却是“借来的时间”，其结果可能伤得更重。 冷静地看，在中国外贸风光热闹的背后，是资源的肆意掠夺、产业链条的严重割裂和工人权益的丧失。体制的基因性缺陷以及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给红火的中国经济打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灰暗底色，中国应该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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